解读十八大精神的政治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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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玉成,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校长助理。学术兼职: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

主要学术研究成果有:《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关于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等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政论文章200多篇。

主持研究的国家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主要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研究》、《关于反腐倡廉规范性文件有效性的研究》、《政府成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等。主要专业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

担任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团成员。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我不主张引导人们执意去寻找十八大的所谓“新亮点”、“新提法”,而是倾向于引导大家从总体上把握十八大的基本精神。重要的不是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提法,而是看我们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

要解决这些问题,落实并实现好十八大提出的目标,需要在三方面不懈努力:一是通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达成社会的“价值共识”;二是解决一些人民群众充分关注的利益问题;三是从适应时代的要求,推进全面改革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今天想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解读十八大。政治学是一门治国安邦的学问,包涵着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一般而言,政治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构筑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蓝图并致力于将其付诸实践;二是探求有效的方法以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设计科学合理的组织和制度,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我不主张引导人们执意去寻找十八大的所谓“新亮点”、“新提法”,而是倾向于引导大家从总体上把握十八大的基本精神。列宁曾经说,一打纲领抵不过一个行动。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重要的不是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提法,而是看我们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体会。

世界大选年与“中国式换届”

或许是一种巧合,2012年,被全世界都称之为“大选年”,在近200个国家中,据估计有差不多60个国家要进行最高领导人的换届。

2008年上台的奥巴马,又已经通过大选获得了连任。

在俄罗斯,原来的“梅普组合”已经被“普梅组合”所替代,普梅间的“二人转”将继续下去。

法国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元老弗朗索瓦·奥朗德也已经取代了萨科齐,成为新一届的法国总统。而在欧洲大陆,还有一些国家,如希腊、冰岛等等,都分别在不同时日大选。

就是在东亚,韩国的大选在2012年12月举行。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在很高的呼声中当选。其父亲朴正熙是1961至1978年军事统治时期的强势政治人物,最后遭到暗杀。

另一方面,2011年12月19日,朝鲜对外公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之后数天,朝鲜政府、官方媒体接连发文肯定金正恩的“继承人”和“国家领导者”地位,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拥戴金正恩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朝鲜进入“金正恩时代”。

我国的台湾,也已经在2012年初完成了新一任总统的换届选举。

除此之外,埃及、也门、墨西哥、蒙古、委内瑞拉、多米尼加、东帝汶、加纳、肯尼亚、马里、塞拉利昂、莱索托等国也分别在2012年的不同时期进行大选。

2012年作为世界选举周期的大重合年,使得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显得特别高。对中国来说,通过十八大来完成新一届党的领导机构的换届,而且要面对此起彼伏的选举“哨声”,应对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新的领导人,将与很多国家的新的领导人打交道。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那么多国家的选举,虽然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对于国别政治、国际政治以及国内政治,都将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要换届?今天,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世袭君主制度,而实行了民主共和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有选举必有任期,尽管任期可以有不同。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这样的一种国际政治态势,毫无疑问也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国际环境。所以,胡锦涛同志2011年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提到“四大考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执政考验”。

毫无疑问,我们这样的“中国式换届”,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实现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替。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主要领导人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次大家注意到,我们的“换人”比例很高,可以说是一次高层领导的大换班。如何在非世袭、非竞争性选举、非超凡魅力型的态势下实现党的(实际上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集体的和平交接,这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第二,十八大的人事安排,还要兼顾到未来十年的人事格局。如何保持稳定的领导群体结构,来推进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意义非常重要。我们注意到,在目前的7位常委中,其中的5位是在1946至1948年间出生的,5年之后,他们也将被新人所接替。

第三,总结、审视一届领导的工作,为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提出目标和战略。中国传统上从来就有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说法,因此,提出今后工作目标和战略对于提高新任领导权威非常重要。

决定发展前景的两个“百年”

十八大报告的第二部分,标题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最后有这么一段话: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请注意这样的两个时间节点:2021、2049。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说,90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推进了改革开放。三件大事做下来了,接下来干什么?接下来要把中国推向何处去?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今天似乎依然摆在了我们中国人的面前。邓小平同志以“猫论”、“摸论”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今天看来,“摸论”在鼓励上上下下积极地探索、大胆地闯的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河”的对岸究竟是什么,目前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说摸石头的日子蛮好过,所以叫做“摸石头摸出瘾了,不想过河了”;一种是说,这河对岸到底是什么、“摸过去是不是值得”我们还不知道,有一种“过河恐惧症”,似乎还是不过河的稳妥。但无论如何,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一个近期的明确目标:到建党100年,即到2020年左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还有一个时间节点是2049,即到建国100年的时候,全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应该说,国家与国家间是存在着种种基础性差异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有一个先发展和后发展的问题。这种国家间差序问题又导致了国家间的竞争性关系和发展性动力。因此,后发展国家参照先发展国家制定本国发展的目标,学习、借鉴先发展国家的文化、体制和治理经验,也是符合逻辑和历史规律的。关于通过学习、借鉴从而实现赶超的想法,前人都有过设计。列宁就曾指出:“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斯大林也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超英赶美”的设想:“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邓小平同志同样也提出了通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所以说,我们党对自身的发展和前景是有预期的,这种预期也是要通过切切实实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

切实提高应对风险考验的能力

从报告提出的“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看,十八大以后对于我们党来说,应该说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一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三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四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五是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六是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这些困难和问题引起了我们党的高度重视。总体看来,这些困难和问题还是一种“病征”层面的东西,还有待于我们认真研究其“病因”特别是“病根”后,再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我们注意到,从十八大报告以及近期主要领导的一些讲话、动作来看,新一届党中央在两个方面有所“动作”。一是民生方面。集中体现为利益分配问题,追求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顶层设计的文化自觉。如何在既不断做大蛋糕体量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把蛋糕分好,成为了自上而下的追求和实践。二是反腐问题。腐败问题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则是经济腐败,另则是制度腐败。经济腐败比较显见,其显见现象的背后是制度腐败。制度缺乏刚性,甚至形同虚设,就无法制约权力,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势必形成腐败。比如,官员个人财产问题。我们是有制度设计的,但是制度的有效执行出了问题。同时,我们的监督机制又是虚弱的。

应该说,我们党对自身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是保持警醒的。突出表现在,十八大报告重申了党所面临的四种考验、四大危险——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种考验是客观的,而四大危险是主观的。很多方面的事实表明,主观方面的变化比客观方面的变化更值得引起关注。因此,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显得尤为现实和紧要。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落实并实现好十八大提出的目标,需要在三方面不懈努力:一是通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达成社会的“价值共识”;二是解决一些人民群众充分关注的利益问题;三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推进全面改革。

回应一个世纪性难题

近年来,我国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各种主张纷纷出笼,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有人甚至概括了中国当前社会思潮说有十种甚至更多,但大致也是类中分类,依然不外乎所谓左中右三大系统。

在各种争论中,“中国向何处去”依然是比较集中的问题。到底是“天堂向左,地狱向右”还是“天堂向右,地狱向左”?“中国未来走向何方”,这是当前社会各界讨论最为关心最为激烈最具对抗性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中描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在不少群体都不满意的情况下,各派都觉得应该要进行改变,不改变的话迟早要出大事情,但是要怎么变,朝着什么方向改变,各派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性倾向。

党的十八大“一锤定音”,回应了这样的一个世纪性难题,指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位一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与要求,报告详细阐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和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把握这“五位一体”的关系。“五位”之所以“一体”,是因为任何一个都不可被忽略。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把经济发展视为提高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依据,但是历史的、以及理论的逻辑都证明,经济越是发展,合法性危机就日益凸显。所以,我们要有全局综观的眼光,要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再比如,关于对我国是否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上,我们不能被西方所谓的“中国崛起论”忽悠,也不能光看到国内东部沿海的发展程度而无视西部欠发展的“低洼”态势。对此,十八大清醒地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前30年,我们历经曲折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后30年,我们将更加自信、自觉地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走得更稳健、更踏实。

(本文系作者为上海市科教系统退休干部宣讲十八大精神所作的演讲,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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